简介： 本文从执业环境、设计经历、建筑设计思想三个方面入手，对两位同时代的建筑设计大师杨廷宝与路易·康进行了比较。对执业环境和设计经历的分析为剖析折衷主义、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思想提供了客观依据，再以建筑实例分析两人在建筑思想上的共性与差异，并最终对建筑师的执业环境进行了思考。

　　众所周知，杨廷宝和路易·康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窗，在宾大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剪报，记载两人同获设计提名的光荣历史，可见路易·康在学生时代也决非庸碌之辈。然而两人毕业后的建筑道路却大相径庭，仅仅从表述思想的比较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笔者从执业环境、建筑设计经历和建筑思想这三方面进行比较。

　　一、执业环境

　　杨廷宝1927年回国后正赶上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在旧中国市场的集中时期，而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又有获得大量官方项目的社会关系。因此从市场环境上看，十分有利于建筑师的实践。而路易·康毕业时先去欧洲旅行和考察了几年，回美国后，却正赶上1929年经济大萧条，此后几年他一直在P·克瑞事务所工作，到1932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生产总值为1929年的54%，汽车产量为1929年最高值的1/5。1929年9月至1933年3月之间，就业率下降63%，1932年底，85%的纽约建筑师失业[1]。而基泰工程司的张则在回忆录中提及他经过一番努力奋斗后，在基泰工程司工作十分顺利，乃至“生活上由俭入奢”，是可见建筑执业环境差异之大。

　　再从建筑设计市场需求上看，西学东渐之风在杨廷宝回国时仍处于盛期，因此他立刻学以致用，而他在修缮古建筑中学习到的古建知识显然有利于民国政府的“固有式”建筑这样的命题作文。尽管杨廷宝很欣赏现代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的作品，但在南京难于实现。不过，他的设计能力足以胜任市场需求，因此在建筑活动中成为主要的一员。而在美国，由于经济不景气，自然不可能再耗资建造华丽的折衷主义建筑，经济问题使折衷主义建筑师处处掣肘，这时，“一种新的出现在欧洲的建筑加剧了人们对建筑未来的怀疑。”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开始由国家出资为穷人兴建住宅，解决一般老百姓的基本居住问题，缓解达到一触即发程度的白热化的阶级对抗状态，在此情况下，建筑师必须也只能参与政府项目，为各种造价低廉、建造快捷的建筑提供设计方案。而美国20世纪30年代制造业上的技术成就，比如流线型方式、金属材料的处理和运用，都开始运用在建筑上。1931年，路易·康就组织了一批失业建筑师成立“建筑研究小组”——一同研究因为工业化带来的规划、住宅的新问题，至1935年他才独立开业，而杨廷宝此时已经设计了数十幢当时较大型的公共建筑。1940年代左右，大量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移民美国，不但在高校任教，而且参与建筑实践，从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国际主义风格的建筑面貌。从市场需求上看，美国现代建筑主要是商品化的建筑开发，除了早期住宅建筑由国家投资外，绝大部分建筑由私人投资和承包，因此与政治意识形态几乎没什么关系，大大利于科技的发展和表现，而且显然与折衷主义传统分道扬镳。而杨廷宝所处的民国南京，一方面受官方建筑文件“首都计划”的制约，另一方面，大型公共建筑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官僚资本，在民族主义意识潮流下，“固有式”建筑大行其道。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又因为民族形式之争以及国力的不足等问题，使杨廷宝的建筑作品数量远少于解放前。由此可见两位大师的执业环境中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是作品特点差异的渊源之一。

　　二、建筑设计经历

　　杨廷宝的建筑设计，在类型上主要集中于大中小型公共建筑设计：在风格上早期主要为折衷主义式样，比如京奉沈阳铁路总站、东北大学校舍、清华大学校舍、北京交通银行以及南京的多座“固有式建筑”，如南京原国民党党史陈列馆，南京原中央科学院地质、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中期向装饰艺术和现代建筑形式发展，如重庆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南京下关火车站、南京大华大戏院、南京延晖馆、北京和平宾馆;晚期作品仍回到折衷式样，比如原南京工学院校舍、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徐州淮海战役纪念碑，但形式上较为简化，技术和材料的表现力有所加强。

　　路易·康却是从住宅开始起步，1937-1939年担任过费城住宅局和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的顾问设计师，参与社区规划，其中他设计的费城中心北三角区规划设计中体现了非常类似柯布西耶的方案和设计思想，具有功能与立体抽象构成结合的特点。20世纪30～40年代，路易·康主要集中于住宅设计，主要是在战时物质紧张的条件下采用代用材料设计简易住房，立面形式为现代国际主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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